“在幾十年的奮斗生涯中，我深刻體會到科學管理乃治國之道。”這是中國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學教授汪應洛的院士箴言。

1949年，汪應洛進入交通大學，成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大學生。1956年，響應黨中央支援西部的號召，交通大學幾千名師生員工，離開黃浦江畔，來到古城西安 。畢業不久的年輕碩士汪應洛也在西遷的大軍里。

從此，汪應洛的生命便跟管理工程教育與研究緊緊地連在一起，他成為我國管理工程教育與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以及系統管理學科的奠基人和卓越的管理工程教育家。

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恢復建立后，汪應洛在國內最早提出從工程師中培養管理人才，推動了國內培養具有雙學位和工商管理碩士高級管理人才的教育路線。他還在國內首先倡導工業工程教育、研究與應用，為我國管理工程和工業工程教育體系的建立以及學科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在戰略思維下，我始終堅持和追求四個方面的結合，即：世界先進的科學管理理論、方法與我國國情的結合；科學管理與工程實踐的結合；系統工程與管理工程、工業工程的結合；管理創新應用研究與高層次、實用型管理人才培養的結合。”汪應洛說。

在汪應洛的科研生涯中，令他終生難忘的挑戰是長江三峽工程的重大工程決策。“當時國家電力部、水利部、交通部、四川省、湖北省等各方爭執不下，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學術支撐力量，國家決定讓國家科委組織專家組進行研究。剛剛開始倡導建立模型以定量分析的我們被抽中了，當時明確要求我們給出定量分析的結論和方案。”汪應洛對承擔如此重任十分激動。

當時，爭議非常多，最激烈的是三峽大壩的高程。汪應洛帶領團隊綜合各方意見，建立了數學模型，經過多次優化計算，提出壩高185米、蓄水高175米的建議方案，雖經波折但最終被采納。同時，針對中國國力能否承受如此重大工程的爭議，他們也進行了綜合剖析研究，得出了有價值的研究結論。

“系統工程的優化計算和綜合權衡的結果表明，三峽工程投資需要1000多億元，而且不是一次投入，我國的國力是完全可以承受的。”汪應洛說，這一判斷隨后在三峽大壩的實際建設和運營過程中得到了證明。“由此教學相長，又經過一些重大工程決策的磨礪，我們嘗到了甜頭，也進一步堅信了科學管理是技術活，有些藝術之境的意味，但也蘊含著深沉的治國之道。”

對于汪應洛的貢獻和治學態度，時任中國工程院院長的徐匡迪曾在汪應洛80歲時發來賀詞：“在您八十華誕之際，謹致熱烈祝賀。感謝您為我國工程科技事業發展和國民建設作出的重要貢獻。您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無私奉獻高尚的品格，是我國工程科技界學習的榜樣。”

汪應洛的教育成就有口皆碑。在學科成就之外，讓汪應洛引以為豪的是他的學生們。他培養了120多名博士生，他們有的獲得“中國青年科學家獎”，有的獲得“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有的入選“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多人被評為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并成為年輕的學術帶頭人。

如今，汪應洛仍堅持到辦公室工作，考慮最多的依然是如何為國家建設培養更多的高級管理人才，特別是管理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和優秀企業家。